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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一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好像很潇洒，很轻易，令人真有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似乎不费什么劲，手腕多多的赵匡胤便将这件原本应该非常棘手的事情给搞定了。

　　但在实际上，赵匡胤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赵匡胤聪明反被聪明误，“杯酒释兵权”完全是他的一大政治败笔，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政治错误。

　　这里，且不说“杯酒释兵权”将一帮能征善战的武将手中军权剥夺了，让他们靠边站，对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是自断己臂，自残己足，作茧自缚，宋朝后来的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完全与此有关，单就“杯酒释兵权”所开的一代风气而言，其后果就真的是很严重。

　　仔细想想，“杯酒释兵权”其实是宋太祖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一场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作为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自然都不可能无本生利，不付代价。很显然，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武将集团所付出的代价是从此失去了手中的“兵权”，而这“兵权”当然不是白白失去的，它所换来的则是皇帝赵匡胤金口许诺与赏赐的奢侈与享乐。

　　史载，在“杯酒释兵权”时，赵匡胤曾开导众武将说：“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那话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只要众将放下武器，不掌兵权，不再对他赵匡胤的皇位构成威胁，那么，其他一切都好说，想要什么都行。

　　仅此可见，赵匡胤在“释兵权”时，表现得非常地慷慨——当然是慷国家、民族之慷，用《宋史·石守信传》的原话说就是“赏赉甚厚”，给众武将开出了极为优厚的价码。

　　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的“杯酒释兵权”，说白了，其实不过是宋太祖赵匡胤“以腐败换兵权”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杯酒释兵权”，不啻是赵匡胤给整个武将集团颁发了一张“腐败许可证”。由于有了皇帝亲自颁发的这张“腐败许可证”为庇护，所以，从那之后，武将们都“理直气壮”地进行腐败。据史料记载，太祖的武将们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些贪财好色之徒。

　　这里，不妨对太祖时期的一些著名武将的贪墨情况作一简要列举：如史书上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王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

　　必须指出，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内心中——起码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不想贪污腐败，但因为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于是便只好“作秀”，故意装得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虽作战勇猛，但一向重义轻利，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在出征灭楚途中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可是，“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因为，在他以为，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间升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到了这种地步，太祖赵匡胤已经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同样浩大的“自污”之举，因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