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阿斯纳
保尔·阿斯纳又来看我了。我料想他有苦衷。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我好不容易才使他把隐藏在心里的苦衷吐露出来。他向我介绍了他的经历。
下面就是他说的话：
“正如我对你说过的，先生，我父亲在外省当鞋匠。我们一共五个孩子，我是老三。父亲年迈时，我大哥已经成年，所以父亲得以告老退业。他家业微薄，与一个女人重婚。那个女人既无漂亮的外表，又无善良的心肠；既不年轻，也不富有。但是，她支配了我父亲的思想，损害了他的声誉，挥霍了他的钱财。父亲上了当，感到很不幸，尤其他又是个很钟情的人，那个女人行为极不检点，使他十分嫉妒。于是，他就像我们这个阶层里一般心情忧郁的人一样，成天以酒浇愁，借以麻醉自己。可怜的父亲！我们对他都很宽容，因为他实在令我们怜悯。我们知道，他过去是很明智，很和善的！后来，他终于完全不能自持了。他的性格完全变了，稍不称心，就向我们扑过来，揍我们。我们已经不是孩子，对这个忍受不了。再说，我们是在温柔的爱抚中长大的，习惯不了挨打受气。后来呢，唉！父亲又对我大哥产生了嫉妒心。
因为我大哥是个又漂亮又和善的小伙子，后妈向他献媚取宠，但大哥威胁说，他要到父亲面前去告发她。那女人于是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就像悲剧《费德尔》①里的女主人公一样。尔后，我每次看这出戏就止不住落泪。后妈诬蔑我大哥对她动邪念。大哥一气之下，便离开了家，卖身顶替别人服兵役去了。
二哥预感到同样的命运将落到他头上，也背井离乡来到了巴黎寻找出路，临行时对我说，一旦他生活有了着落，就捎信叫我来。我和两个妹妹留在家里。
我的日子过得倒还算平静，因为我拿定了主意，不管那个恶毒的女人如何吵闹，我横竖不理她。我自有一套消遣办法，过去在学校里学的东西我还记得相当牢，每当店里没有活儿时，我就看书或者找一些废纸画画，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图画。但由于我觉得图画这玩意儿永远不会有什么用处，所以我尽量不把时间耗费在这方面。有一天，一位在我们那个地区漫游并研究风景的画家，向我们店里订制一双大号皮鞋，我被派去给他量尺寸。到了那位画家下榻的旅店里，我看见他窄小的卧室里的桌子上，摊着几本画册，便请求他允许我看一看。我这种好奇心引起了画家的注意，他塞给我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叫我凭想象给他画一张人像。我以为他想嘲弄我，但那支铅笔是那样黑，那张纸是那样光滑，能用它们画一张画多来劲！这种诱惑压倒了自尊心，我凭着想象画了一个人。画家把它端详了一会儿，并没有笑话我，甚至乐于把它贴在他的画册里，在上面写上我的姓名、职业和住址。‘你不应该继续当工人。’他对我说，‘你天生是从事绘画的。假如我处在你的地位，就会抛弃一切，跑到某一座大城市里去求学。’他甚至表示愿意把我带走，因为那位年轻画家是个善良慷慨的人。他把自己在巴黎的住址告诉了我，让我在心里想离开家时，就去巴黎找他。我感谢他一片好心，但既不敢跟他走，也不敢对他说的话寄任何希望。我回到店里继续与皮革和鞋子打交道，和父亲在一起又相安无事地过了一年。
①拉辛一六七七年发表的悲剧，取村于希腊神话。费德尔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向义子伊普利特倾诉爱情，遭到拒绝，便在丈夫泰赛面前诬陷义子，致使义子被处死。——译者注
“后妈很恨我，但由于我在她面前老是忍让，所以架老吵不起来。但是有一天，她突然发现我的已十五岁的妹妹路易松出落得很俊俏，并且发现左邻右舍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她把路易松视为眼中钉，骂她是个小骚货，甚至比骚货还坏。然而，可怜的路易松就像一个才十岁的孩子一样纯洁，而且像我们可怜的母亲一样骄做。她绝望之下，把我教她不声不响地躲开的劝告抛到脑后去了，一下子火冒三丈，与后妈对骂起来，并且威胁说要离开这个家。父亲想维护路易松，但马上被他妻子制服了。路易松横遭了呵斥、辱骂。拷打。可怜啊！先生。我最小的妹妹苏栅纳也想站在姐姐一边，大吵大闹轰动了邻居。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我便一手牵着大妹妹路易松，一手牵着小妹妹苏栅纳，三个人没带一分钱，没带一件衬衫，顶着烈日，哭哭啼啼地徒步上了大路。我打算去找姨妈昂里埃特，她住在离我们那座城市四十公里远的地方。我一见到姨妈就说：
“‘姨妈，快给我们吃喝吧，我们饥渴死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啦。’姨妈让我们吃了饭，我又对她说：
“‘我给你把两个外甥女领来了，如果你不肯收留，她们只好挨家挨户去讨饭或回家去被打死。我父亲一共有五个孩子，现在统统离开了他。男孩子可以去找活儿干，凑合着活下去，但这两个女孩子，如果你不可怜她们，等待着她们的只有我刚才说的两种可能性啦。’ “‘唉！’姨妈叹口气说：‘我已经年迈力衰，又一贫如洗。但是，我宁可自己去讨饭，也不能抛弃两个外甥女。再说，她们俩都挺乖，挺勇敢，我领着她们一块干活儿来口吧。’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可怜的姨妈拿出二十法郎，非塞给我不可，我只好接受了。然后我步行来到了巴黎。一到巴黎我就去找二哥让。他在一家修鞋铺里工作，为我找到了一份活儿。接着我就去找那位年轻画家。画家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主动要借钱给我。我谢绝了，因为我有活儿干，可以口。但是，该死的美术已经在我脑子里扎了根，再也赶不跑。我多么希望去摆弄画笔，而不蹲在店里使鞋锥啊！我每天都这么想，一想就止不住唉声叹气。我在绘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因为每当有空闲或每逢星期天，我总是要画几张人像，或者照着母亲留下的几本书里的图画，临摹几张，那位年轻画家经常鼓励我，并且免费给我上课，我没法拒绝他的好意。但是，我必须生活。拿什么东西来口呢？画家认识一位文学家，那位文学家让我帮他誊写手稿。人们都说我有一双灵巧的手，这话倒是不假，但我不懂文法。文学家口授了四五行，叫我写给他看看，结果没有错误。我阅读过不少书，因此粗略地懂得一点语文，但对文法一窍不通，又不敢说自己不行，生怕人家不叫我干。然而，我誊出来的东西，从来没出现过错误，这完全是靠认真二字。一笔一画地抄写，时间花得特别多。我醒悟到，应该挤出时间来自学语法，并且练习写作。结果果然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但由于睡眠太少，我病倒了。哥哥又让我回到他栖身的阁楼里去住，他一个人干活维持兄弟俩的生活。我所挣得的一点誊写费，统统买了药。我不愿意把自己的处境告诉年轻画家，因为我亲眼看到过，他手头也常常很拮据。他还没有获得名望和金钱。我知道，他那颗善良的心会促使他接济我，就像他违背我的意愿，已经给了我不少帮助那样。我宁肯病死在床上，也不能再叫他破钞。画家以为我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便趁着一个机会，赴意大利旅行去了，这是他向往已久的。画家没有来看望我就走了，带着对我的误解走了，这使我黯然神伤。
“当我恢复健康时，我发现哥哥瘦了，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我们的一点积蓄早已罄尽，而且那家修鞋铺再也不要我们，因为我哥哥为了照顾我，好些天没有去上班。这是去年七月份的事情。当时天气酷热，我哥哥和我合计去做点小买卖，但我还躺在床上，身体仍很虚弱，连哥哥的话也没怎么听明白。我们听到了炮声，但兄弟俩谁也没想到去打听一下是怎么回事。突然，门砰的一声开了，闯进来修鞋铺的两位工友，他们蓬头垢面，但很兴奋，跑到这儿来的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约我们要么去送死，要么去赢得胜利。我问他们到底去干什么，他们回答说：
“‘去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
“我立刻跳下床，身上穿着一条破旧的长裤和一件当睡衣的工作罩衫。让紧紧地跟着我。‘反正挨枪子儿死比饿死强！’他说。我们就这样出发了。
“我们到了一家军械店门前，几位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正在分发枪枝，谁要就发给谁。我们每人领了一枝枪，守候在一座街垒后面。一交火，我可怜的让就中弹牺牲了，直挺挺地躺在我身边。我失去了理智，变成了狂人。啊！我从来不曾想到，我居然是那样不怕流血。我浴血奋战了三天，腰带以下的部位全泡在血泊里。我浑身被鲜血染红了，不仅有别人溅的，也有自己的几处伤口流出来的。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负了伤。八月二日，我终于躺在医院里了，不知道是怎么去的。当我从医院里出来时，处境之悲惨前所未有，心里面痛苦不堪。哥哥抛下我离开了人世，而君主制又恢复了。
“我身体太虚弱，无法去找活儿干。再说，七月份那些日子，使我的头脑一直处于一种不可名状的亢奋状态。我觉得，愤懑和绝望似乎可以使我变成一位艺术家：我在梦寐中构思出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图画，挥笔把它们画在墙壁上。那些画简直可以和米歇尔·昂热①的作品媲美。我还阅读了巴尔比埃②的《讽刺诗集》，并且根据每首诗的内容，构思出一连串生动活泼的形象。
我一直处于昏睡状态，身子轻飘飘的，差一点饿死了，却根本没觉得饥饿，这种状态照理是不能持久的，然而一种惊人的力量使它持续了好多天。我把周围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仿佛觉得自己的整个身体全部包容在头脑里，脚、胳膊、胃、记忆力以及亲戚朋友，统统变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我沿着一条条街道信步游荡，完全漫无目的，但走来走去，不知道怎么总是到了墓地里。
我不知道自己可怜的哥哥是否已埋葬在那里，觉得哥哥和其他烈士反正没有区别，就双膝跪在那片土地上，哀悼哥哥的遗骨。我的脑子极其兴奋，不停地独自大声说着话，不知道在那些长篇大论的演说中到底说了什么。在多数情况下，似乎都是使用诗歌语言。那情形可能是很难堪，很可笑的，过往行人很可能都以为我是个疯子。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只是偶尔听到自己的声音。每次听到自己的声音时，我就竭力停止讲话，但怎么也办不到。我满脸汗水和泪水。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绝望状态居然还掺和着某种柔情。
我不是通宵达旦地四处游荡，就是坐在某处墙根的石头上，沐浴着月光，做着没头没尾的梦，就像躺在床上做梦一样。然而我并没有睡着，因为我在不断行走。我看见墙上或街石上自己的影子，在与我一道行走或手舞足蹈。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时警察竟一次也没有来光顾我。
“最后，我遇到了一位大学生，我们曾在那位年轻画家的画室里偶尔见过面。虽然此时我像个乞丐，但他并不做视我，而是主动上前与我打招呼。
①米歇尔·昂热（Michèl-Ange，1475一1564），意大利画家、雕塑家、诗人。——译者注
②巴尔比埃（AugusteBarbier，1805—1882），法国诗人，——译者注
当时我丝毫没有在意，也不知道自己的衣着如何，我脑子里装满了别的事情。
我和那位大学生沿着河边的台阶，肩并肩地向前走去，滔滔不绝地和他谈论着绘画，因为我脑子里老是想着绘画。他对我的话似乎颇感兴趣，大概乐于和一位经历过那些光荣日子的亡命之徒一块招摇过市，从而让路边的闲人以为他也曾参加过战斗。当时，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多在节日里向流氓买一把马刀挎在身上，或者把自己探身窗口时不小心碰破了一点皮向别人显摆，借此炫耀自己。我觉得，那位大学生就有点像这样的吹牛者。他声称曾在某某街垒上碰到过我，并且和我说过话，但我一点印象也没有。最后，他叫我与他一块去吃中饭，我也顾不得面子，立刻同意了，因为我有好多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早已饿得头昏眼花了。中饭后，他去克吕尼馆参观杜佐梅拉尔先生①的古董陈列室，叫我与他一同去，我机械地跟随着他。
“陈列室里琳琅满目的艺术珍品使我着了迷，一时间把全部忧伤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一个角落里，有几个学美术的学生在临摹杜佐梅拉尔先生收藏的搂花搪瓷器皿。我悄悄看了一眼他们临摹的画，觉得自己不会比他们画得差，甚至会比其中几位观察得更准确。正在这时，杜佐梅拉尔先生进来了。领我来的那位大学生认识他，立刻向他打招呼。他们走到一旁交谈了几分钟，从他们的眼神判断，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谈论我。由于吃了一顿中饭，我的神志比较清醒了，意识到自己的穿着很讨人嫌，如果同来的大学生不为我担保，陈列室的主人很可能把我当成小偷。杜佐梅拉尔先生是个心慈面善的人，对于鼠窃狗偷之辈疾恶如仇，但对于表现出热情和忘我精神的穷鬼，却会施以恩惠，他走到我面前，问了我几句话。看到我愿为他工作，同时可能也考虑到我的狼狈处境，他当场给了我一些钱，说让我去‘买铅笔’，其实是解我的燃眉之急。他点了几件陈列品叫我临摹，第二天我就穿得干干净净，坐在那里工作了。我施展出全部本领，临摹的速度很快，杜佐梅拉尔先生很满意，表示继续雇用我。我很感激他，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活到了今天。因为他不仅叫我临摹古董，而且推荐我进几家珠宝店，为珐琅首饰绘花鸟，为浮雕玉器画头像。
“正是由于这些工作，我才能够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并且加入了德拉克洛瓦先生的艺徒们的行列。对于德拉克洛瓦先生，我一见面就钦佩得五体投地。我头一次去见他，向他表示想听他的课时，事先想到了带几张速写给他看看，他看过之后对我说。‘你画得确实不错。’有人告诉我，德拉克洛瓦先生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居然这么夸奖了我一句；我应该感到自慰了。
我的确感到欣慰。他叫我第二次去，问我是否交得起学费。我回答说交得起，但话一出口，脸就刷的一下子红到了耳根。他可能猜到了我有困难，也可能因为有人向他透露了我的处境，立刻说：‘好。你去公积金司库那儿交吧。’ “我很快就弄明白了，所谓向公积金司库交款，就是仅仅交纳课室和模特儿租金的份额，德拉克洛瓦先生本人分文不取，实际上是让我免费听他的课。因此，这位先生我终生不会忘怀。你等着瞧好了！
“我向德拉克洛瓦先生学画快半年了，如果能够一直学下去，我多么高兴啊！可是，现在不可能了，我必须改行，再也不可能从容不迫地沿着这条最理想的道路走下去了，而急不可待地要找到一份工作，不管什么工作都行。”
①杖佐梅拉尔（DuSommerard，1779—1842），法国考古学家，其邸宅及其所收藏的文物于1843年由国家购买，改为克吕尼博物馆。——译者注
说到这里，保尔·阿斯纳显然有些张皇失措，不能继续滔滔不绝、天真烂漫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他竭力寻找借口，但没有讲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以说明自己为什么犹豫起来。他拿出他妹妹路易松的信给我看，信里谈到他们的姨妈昂里埃特最近的情况。那位好心的姨妈残废了，完全需要两个外甥女供奉了，两个姑娘白天外出干活来养活她。医生已宣判昂里埃特姨妈的死刑，断言她活不了三、四个月了。
“一旦姨妈归了天，”保尔·阿斯纳说，“我两个妹妹怎么办呢？让她们在那座小城里孤零零地呆下去吗？那里除了昂里埃特姨妈，她们举目无亲。两个无依无靠而又花容月貌的姑娘，流落在那座异乡的小城里，什么危险都可能发生呀！再说，我父亲不会忍心让她们呆在那里。作父亲的职责会使他不忍心的。那么，我两个妹妹的命运就惨了：她们不仅会遭受后妈的虐待，而且可能被她带坏，因为后妈不止是个心肠歹毒的女人。因此，我没有别的办法，要么去那座小城里当苦力，厮守着两个妹妹，永远不离开她们；要么把她们接到巴黎来，供养她们，直到她们能够自食其力为止。”
“你这些想法是正确的，也很周到。”我对阿斯纳说，“不过，既然你说你两个妹妹又健壮又勤劳，她们不会拖累你很久的。因此，我看不出来，你为什么一定要谋求到一个能带来那么高的固定收入的工作，只要能够弄到足够的钱，向她们提供来巴黎的旅费，然后在开始阶段帮助她们维持生活，不就行了吗？这并不大困难，你有一些朋友，会解囊相助的，我自己也……”
“谢谢，先生。”阿斯纳打断我的话，“但是，我不愿意接受，因为我知道，一旦借了钱，就不知道何时能还清。我欠别人的情分已经太多了，这年头，大家都不宽裕，我心里是有数的。我自己可以勒紧裤腰带熬下去，为什么要给别人增加困难呢？我热爱绘画，但不得不抛弃它，命该如此。为了使我继续从事绘画，你今天为我作出牺牲，但明天如果碰到比我更时舛命蹇的人，你可能就无力救助了。说到底，一个人只要能够本分地生活，当艺术家还是当苦力，有什么关系呢？对自己不应该过分珍爱。据说，有不少伟大的艺术家时时怨天尤人呢，因此必须有乐天知命的穷工匠才行啊！”
我无论怎么规劝，都是白费口舌，阿斯纳已经铁了心。他需要每年挣一千法郎，并且需要尽快找到工作，哪怕当仆人也在所不惜。此时此刻，他唯一考虑的问题，就是要找到新工作。
“但是，”我对他说，“如果我负责多揽一些活来：
让你业余于，譬如弄些手稿来叫你誊写，或者揽些画来叫你画，你仍然坚持抛弃绘画吗？”
“要是能办得到当然好！”他动摇了，但马上又 补充说：“这会给你添麻烦，而且毫无保障。”
“无论如何让我试试吧。”
阿斯纳和我握了握手，怀着既定的决心和难言的隐衷，告别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