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跑线

　　一
　　有很强分析能力的人常会从剖析中得到意想不到的快乐。强壮的人因他的强健体魄而高兴，敏锐的人则从一切可以显示其才能的平凡小事中获得快感。这种人非常喜欢破译密码，识别象形文字和解析各种迷津。在象棋和西洋棋游戏中，获胜的通常是那些有数学头脑、会分析的人。十分之九的获胜者都很细心且善于观察。不过懂得该观察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下面这个就是对上述观点的证明。
　　公元一千八百×××年，我在巴黎度过了整个春季和夏季的部分时光。
　　在此期间，我结识了一个叫奥古斯特·杜班的人。这个年轻绅士出身名门，但一连串不幸的事使他倾家荡产。他并没有千方百计去挽回财产，而是靠一份微薄的收入过着宁静的日子。他最大的乐趣是读书，而在巴黎，书是很容易搞到的。
　　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一家书店，当时我俩都在找同一本很罕见的书。共同的兴趣使我们走到一起。我们经常见面，他像所有法国人一样直率。他给我讲的家庭及他的经历使我很感兴趣。同时我也为他读书之多而惊讶万分。我很喜欢他那生动而新奇的想象，能交上这样一个朋友对我很有价值。
　　我坦白地告诉了他这个想法。于是我们决定在我逗留巴黎期间住在一起。既然我比他富裕些，便由我来付房租和买家具。这间公寓在巴黎一个隐蔽而又荒凉的地区。我们将房间布置得极富幻想色彩。
　　假如有人知道我们在那里的生活，他定会认为我们疯了——两个无害的疯子。我们从不接待客人，也没对任何朋友谈起过这个新家，当然我们也没多少朋友。
　　整个白天，我们读书，写作和讨论，天一黑，我们便匆匆来到街上，手挽着手，接着谈论白天的议题。
　　每当此时，我都禁不住无限赞赏杜班的分析能力。而他本人又似乎也很乐于炫耀一下。他笑着对我夸口说，他认为大多数人的心思都是可以看透的，而且他随时准备来证明这一点。他的评论经常使我又吃惊又困惑，有时他甚至能猜出我的心事。我据此发现他对人性有很深刻的了解。
　　二
　　一天，散完步后，我们浏览了一下晚报，看到这样一段文章：
　　奇怪的谋杀
　　今天凌晨三点左右，莫尔格街的居民被一阵阵剧烈的尖叫声惊醒。声音来自这条街上一幢楼房的五层，那里住着埃斯帕涅夫人和她的女儿卡米尔·埃斯帕涅。几个邻居和两名宪兵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终于砸破了那幢房子的大门，冲了进去。这时叫喊声停止了，但就在这伙人冲到二楼时，他们听见楼上传来两声狂暴的怒吼。当他们到三楼时，这些声音也平息了，一切都恢复了宁静。
　　这伙人从一间屋冲到另一间，在五层楼上有一间宽大的秘密房间，房门从里面反锁着，他们将锁撞开，一时间在场的人恐惧又震惊地呆住了。房间里凌乱不堪，被砸烂的桌椅横七竖八扔了一屋子，床摆在屋中央。在一张椅子上，他们发现一把血迹斑斑的剃胡刀，地板上有四枚法国金币，一只耳环，三把大银匙和两只盛满了金币的口袋，约合4000法郎。屋子角落里的书桌的抽屉全都敞开着。他们在床下还找到一只铁皮的小保险箱，箱子已被打开，钥匙还挂在箱门上，里面除了一些陈旧的信件和一些毫无意义的纸张外，什么重要东西都没有。
　　屋里不见埃斯帕涅夫人的踪影，但是在壁炉里发现一堆奇怪的煤灰，于是他们对烟囱进行搜索，终于从里面拖出了她女儿的躯体，还有些温热。女孩儿的脸和喉咙上满是抓痕与瘀血。
　　又经过一番搜寻，他们在房子后院里找到了母亲的躯体，她的喉咙被深深地切开。
　　目前对这起可怕的谋杀仍没有丝毫线索。第二天报纸上又有一些关于此案的细节。
　　莫尔格街的悲剧
　　许多与这一事件有关的人被调查过了，但此案仍处于一片黑暗之中。下面是一些目击者的证词：
　　洗衣妇，保莉娜·杜伯尔，证实她认识遇害的两位女士已有三年。母女俩待人友善而且彼此间很亲密。每次她去她们那里取送衣物，从没遇见过客人。她们没有仆人，全部家当都在那五层楼上了。
　　烟草商，彼埃尔·莫罗，证实近四年来，他一直出售烟草给埃斯帕涅夫人。此母女二人在她们遇害的那幢房子里居住已有六年多，她们深居简出，大家都说她们有钱，他从未见过任何人进那幢房子，除了一位医生和一个搬运工。
　　其他许多邻居的证词也都大体相同。
　　宪兵，伊则道尔·缪塞，证实他在凌晨三点左右被叫到房子大门口，当时大门前已聚集了二三十人，就在人们试图打开房门时，他听到尖叫声，但突然之间便停止了，当他进了房并上到二楼时，听到两个大嗓门，一个是法国人，声音沙哑而愤怒，证人清楚听到那人说了“见鬼”和“该死”。另一个声音很古怪，是个尖细的外国人的声音。证人无法辨别是男人还是女人，但他确定这人说的是西班牙语。
　　邻居，亨利·杜瓦勒，证实他是首先冲进屋子的那群人之一。他认为那尖细的声音说的是意大利语，不是法语，他不懂意大利语，也不能确定那人是男是女。他认识埃斯帕涅夫人和她的女儿，并常和她们聊天。
　　饭店老板，奥登海莫尔，荷兰阿姆斯特丹人，不会法语。那天他正路过那所房子时，听到尖叫声，声音持续了好几分钟——大概有十分钟，又长又刺耳。他也是首批进入房子的人之一。他肯定那尖细的声音也是一个法国人。而那沙哑的声音反复说“见鬼”和“该死”。
　　裁缝，威廉姆·伯尔德，英国人，他在巴黎已住了两年。他是首批冲上楼的人之一，听到两个声音，沙哑的声音是个法国人，他当时听出几个词，但现在记不起来了，不过“该死”这个词很清楚。尖细的声音很刺耳，他肯定那人不是英国人，听上去像个德国人，也许是个女人。但他不懂德语。
　　银行家，于勒·米诺，证实埃斯帕涅夫人有些财产。她春天时曾开过一个帐号，在遇害前三天，她亲自来取出了4000法郎，全是金币，由一个职员送到她家。
　　银行职员，阿道尔夫·勒本，证实他曾陪同埃斯帕涅夫人将两袋金币送往她家。年轻少女为他们开门并从他手中接过其中一只口袋。夫人则接过另一只，然后他鞠了一躬便告辞了，当时街上没有其他人。
　　上述证人中有四人证明当他们到达发现少女尸体的那间房门外时，门是从里面反锁上的，屋里面寂然无声，前后两间屋的窗子也都从里面反锁上了。两间屋之间的门是关着的，但没上锁。五楼上房子向阳的一间的门是敞开的，屋里堆满了旧床、旧盒子等等。他们仔细搜查了这屋子的每个角落，包括烟囱，整幢房子共五层，房顶上的天窗锁得很牢固，证人们说从听到声音到破门而入之间大约有三到五分钟。
　　殡仪厂工人，阿尔丰左，西班牙血统，住在莫尔格街，是进入房子的人之一，但没上楼，非常神经质，当时听到两个声音，一个法国人的沙哑声和一个英国人的尖细声音，对后者他坚信不疑，但他本人不懂英语。
　　糖果店老板，阿尔伯特·蒙塔尼，首批上楼的人之一，听到两个声音，一个法国人的沙哑声，另一个声音尖细，但词语难辨，认为是俄语，他本人是意大利人，从未听到过俄语。
　　警官，保尔·杜马，黎明时被找去查看尸体。少女的尸体上瘀痕相当多，喉咙被切断，下颌下还有几道很深的抓伤，母亲的尸体则更是伤痕累累，喉咙被一种很锐利的器械割断——很可能是把剃刀。
　　没有发现更重要的线索，这类神秘的谋杀在巴黎还是第一次发生，警察局也苦于没有线索而无计可施。
　　晚报上说对那幢房子的搜索是徒劳，银行职员阿道尔夫·勒本已被逮捕。
　　三
　　杜班似乎对案情的进展异常感兴趣，但直到银行职员被捕后他才问我的想法。
　　我只能像所有的巴黎人一样认为这是个不解之谜，因为我看不出任何线索可以侦破此案。
　　“让我们来研究研究这桩谋杀案，”杜班说，“这可以给我们增添乐趣。
　　另外，这可怜的勒本曾帮过我的忙，我可不想忘恩负义。我们亲自去看看那幢房子。我认得警察局长G，所以不难获得准许。”
　　得到准许后，我们便前往莫尔格街。由于此区离我们的街区很远，当我们抵达那里时，已是黄昏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那幢房子，因为房子对面的街上仍有许多好奇的人在张望那些紧闭的窗户。这是一幢很普通的巴黎式的房子。在进去之前，我们沿着街往前又走了一段，然后再返回来，并绕到房子的后面。杜班将这幢房子及其周围都非常仔细地查看了一番。最后，我们回到房子的正面，出示许可证后进入了房子。我们首先上楼来到发现卡米尔·埃斯帕涅尸体的屋子。现在两个女人的尸体都放在这儿。屋里仍然乱糟糟的，除了报上已提到过的东西外，我没有任何新发现。
　　杜班仔细地检查每样东西，然后我们去了其它屋子，最后由一个宪兵陪同来到院子里。我们一直探察到天黑才离去。在回家的路上，杜班在一家日报社耽搁了一会儿。回到住处后，整个晚上他都沉默不语，不愿谈论案件。直到第二天，大约中午12点，他忽然问我是否注意到这起谋杀案的一些奇怪之处。
　　不知为什么，他的“奇怪”二字令我感到一阵战栗。
　　“不，没什么奇怪之处，”我说，“该说的报上已经都说了。”
　　“报上，”他回答说，“我恐怕报上并没涉及到这一事件中不同寻常的恐怖之处！这似乎是个不可解的谜。警察们困惑不解，因为看起来凶手似乎没有作案动机。他们无法将屋子的混乱，塞在烟囱里的尸体和奇怪的声音联系起来。这些零乱的事实使警察们束手无策。他们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把此案不同寻常之处与凶残之处混为一谈。而在这类调查中，值得注意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应是‘发生了什么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
　　我吃惊万分，无言地望着杜班。
　　“我正在等待，”他继续说，一边望着我们公寓的门，“我正在等待一个人，他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此案的情况。但我想此人在本案中是无辜的。但愿我是对的，因为我的一切推理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他随时都可能来，当然也可能不来，但他来的可能性更大些。如果他来了，我们必须留住他，这儿有手枪，以备万一。”
　　我下意识地接过枪，而杜班则继续说下去。他明明是在对我说，但看上去却似乎在对一个离他很远的人讲话。
　　四
　　“所有证人都证实，”杜班说，“楼上讲话的人不是那两位女土，这样就可排除母亲杀害女儿后再自杀的可能。埃斯帕涅夫人没有那么大力气将女儿的躯体塞进烟囱。而且，她身上的伤痕也说明不是自杀。那么谋杀是由第三者干的。人们说听到两个人的声音，你没注意到证人在这方面的证词中的奇怪之处吗？”
　　我说对那沙哑的声音，所有证人都肯定是个法国人，而对那尖细的声音则众口下一。
　　“这确实是个证据，”杜班说，“但并没有特别之处。你没有发现任何奇怪之处，然而这当中的确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正如你所注意到的，对沙哑的声音证人们的说法是一致的。但当他们描述那尖细声音时，不管是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说那是一种他们听不懂的外国语。法国人猜那声音说的是西班牙语；德国人认为是法语，但他本人却不会说法语；英国人说是德语，而西班牙人又确信是英语，虽然他听不懂英语。意大利人则认为是俄语，但他本人从没与任何俄国人说过话。另一个法国人与头一个不同，认为那尖细声音说的是意大利语。
　　“这该是一种多么奇怪的声音！欧洲五个大国的国民都辨认不出它。你也许会说那是个非洲人。但巴黎没有多少非洲人。不过这也可算是一种可能。
　　我只想让你注意一点：所有的证人都听到了那尖细的声音，但没人听出它说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杜班继续说，“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但我想这已足够引起怀疑了。我现在还不想告诉你我的怀疑是什么，只希望你明白这是推理的出发点。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那间屋子。我们首先应找什么呢？逃跑的方式。我们俩都不信鬼神，埃斯帕涅夫人和她的女儿不是被幽灵杀害的，凶手们是有形有体的人，只能通过有形的物质手段逃跑，那么是什么呢？让咱们来研究一下所有可能的逃跑办法。很明显，当人们上楼时，凶手们还在发现少女尸体的那间屋里，或至少在另一间屋里。他们只能从这两间屋里逃跑。警察们虽已经检查了所有的地板、天花板和墙壁，但我不相信他们，因此重新亲自检查了一遍。两扇通向走廊的门都是反锁上的，现在让我们返回烟囱，10英尺处就仅能容下一只胖胖的猫了。因此从烟囱逃跑是不可能的。从楼房正面的屋子逃跑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街上挤满了人。这样看来，凶手们只好从房子背面的那间屋子的窗户逃走。
　　“这间屋子有两扇窗，一扇很显眼，另一扇则被立在窗旁的床遮去了下半部。第一扇窗被一根大钉子从里面钉死了。几乎只能将头伸出去。我又察看了第二扇窗，窗上也有根同样的钉子。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将窗子打开。我想警察们一定因此认为凶手们无法从窗户逃去。
　　“但我却想看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可能。我是这样推理的：假定凶手们是从两扇窗中的一扇逃走的，但他们不可能从里面再将窗户关上。窗户肯定是自己关上的。我用力将第一扇窗上的钉子拔出来，但仍无法将它打开。
　　这时我发现一根隐秘的弹簧，一按它，窗子就打开了。
　　“我把钉子重新插回去，并仔细研究它，假如一个人从窗户出去后可以重新将它关上，但不可能把钉子也重新钉上，这就说明凶手是从另一扇窗户逃走的。于是我站到床上去察看第二扇窗户。我将手伸到床板下面很容易便找到了弹簧，然后我检查了一下钉子，这根钉子与前一根一样大小，且钉的方式也相同。
　　“你肯定会以为我又困惑了，但如果你这样想，你就没明白我的推理过程。我知道我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么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头。我指的是钉子。我只轻轻碰了碰它，钉子的头儿便掉下来落入我的手中，而下半截儿则留在窗上。这根钉子很可能早就被锤子锤断了。我重又把钉子头儿放回去，这根钉子看起来便和头一根没什么两样了。接下来我按了一下弹簧，并将窗户抬起了大约几英尺，钉子头儿随窗抬起，我又将窗户放下来，钉子头儿也落回去，与其下半截儿吻合得看不出一丝断裂的痕迹。
　　“现在谜解开了，凶手是从床上方的那扇窗户逃走的。”
　　五
　　“下面的问题是凶手是怎样从五楼下到地面的。”杜班继续说，“当我们绕房察看时，我注意到离刚才说的那扇窗大约五英尺半的地方有根避雷针。没有人能从这根避雷针爬上那扇窗，更不用说进去了。但我发现五楼的百叶窗的形状很特别。你在里昂和波尔多一带的老房子上现在仍旧可以看到这类百叶窗。它们的形状就像扇门，其下半部有格子，可充当扶手。这幢房子的百叶窗有3英尺半宽。当我们绕到房后察看时，百叶窗是半开的。警察很可能是从里面检查的，因而他们没注意到当这些窗子全部打开后，与避雷针距离很近。我们假设案发当天窗子是全部敞开的，那么凶手可以借助窗子下半部的格子作扶手，脚蹬着墙壁一跃，便可进入房间。
　　“不过我刚才说过，这一跃必须很矫捷，而且要很大的勇气。首先，我向你说明了这一跃是有可能的，但其次我希望你将这不同寻常的一跃同那奇怪的尖细声音联系起来。你还记得，没有一个证人能听懂这个声音在说什么，尽管这些证人来自不同的国家。”
　　听到这儿，我脑子里隐约有了个想法，但还无法明辨。
　　“我已经谈过了所有逃跑的途径，”我的朋友接下去说，“其实进入房子的途径与逃跑的途径是相同的。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屋里的情形。据说书桌的所有抽屉都被打开了，那么，很可能从里面拿出了某些东西，尽管大部分仍留在里面原封未动。当然，这仅仅是个猜测。我们如何才能确定凶手们到底从抽屉里拿了些什么东西呢？埃斯泊涅夫人和她女儿生前一直深居简出，不接待客人，自己也很少出门。她们不常更换衣服，抽屉里的物什很可能是她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了。如果小偷想偷，为什么不全都拿走，而只拿了一些呢？总之，他为什么连4000法郎金币都没动呢？银行家米诺提到的钱几乎全都被找到了。这说明抢劫不是谋杀的动机。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刚才我提醒你注意的地方——就是那奇怪的声音，不同一般的力气，还有这样一次凶残的谋杀，却没有明显动机。我们来看看这个罪行的本身吧，少女被勒死并塞进烟囱，想想这需要多大的力气！
　　母亲喉咙被剃刀切断，想象得出这两桩谋杀是多么残忍！
　　“现在，如果你再回想一下那间屋子的混乱状况，把它和这超人的灵活与力量，它的残忍，还有那无人能识别的奇怪声音都联系起来，你会得个什么结论呢？”
　　杜班问我这个问题时，我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一个疯子，”我说，“是某个从疯人院逃出来的家伙干的。”
　　“从某些方面看来，”他答道，“你的想法并不是不可能的。但疯子们也有国籍，也得说某种语言。而且，一个疯子的头发不会与我手中拿的这根一样。我是从埃斯帕涅夫人紧握的手中找到它的。告诉我你对此怎么看？”
　　“杜班，”我紧张地说，“这根毛发很不寻常，——这不是人的头发。”
　　“我没说它是呀，”他说，“但是，在我们确认这点之前先看一看这些指甲的痕迹。它们是我从卡米尔·埃斯帕涅身上的指甲印描下来的。把你的手指放到图上，并与它吻合。”
　　我试了试，但不能做到。
　　“这，”我说，“不是人的手。”
　　“现在来读读这个。”杜班边说边递给我一本书，那里有一段对东印度岛上解剖大黑猩猩的描写。上面说这类人猿高大如巨人，具有超凡的力量和灵活性。　“对指头的描述，”我看完后说道，“与你画的很一致，而这根棕色的毛发也与书中所描写的类似。但对这骇人的谋杀的秘密，我仍无法详细解释。再有，人们听到了两个声音，其中一个是个法国人。”“的确，你还记得所有的证人都说听见了——‘该死’和‘见鬼’两个词儿吗？根据这点线索，我找到了谜底。一个法国人知道这桩谋杀，可能——事实上这是十分可能的——他是无辜的。猩猩多半从他那里逃跑了，这人一路追踪来到了这幢房子，但他无法抓住猩猩。如果这法国人确实如我所设想的是无辜的，那么在看了我昨晚在一家小报上发的这则对水手们很有吸引力的广告后，他就会来拜访我们的。”
　　他递给我一张报纸，我看到这样一则广告：
　　捕获
　　谋杀案发生后的那天早上，一只巨大的黑猩猩在布洛涅树林中被捕获。它的主人（一
　　个马耳他船上的水手）在付过一点捕获和看管费用后，便可将它领回。
　　广告文字后面登有我们的地址。“你怎么知道，”我问，“那人是马耳他水手呢？”
　　“我并不知道，”杜班说，“对此我不敢肯定。但是我在房里找到一小条水手专用的发带。而且这个结扣只有马耳他船上的水手们才会打。即便我对那说法文的人是个马耳他水手的推测有误，这则广告也没什么危害。但如果我是对的，那将为我们赢得重要的一分。
　　水手绝望地跟在后面。猩猩仍然拿着剃刀，不时地停下来，回头冲主人做鬼脸。街道宁静极了，此时大约是凌晨三点左右。忽然猩猩被五楼上埃斯帕涅夫人屋中透出的昏暗灯光吸引住了。它朝那所房子冲去，一眼便看见了避雷针，只一分钟功夫，这家伙就爬了上去，打开了百叶窗进到屋子里去。
　　猩猩不见了，水手陷入绝望之中。
　　他不知所措。他一方面希望当猩猩从屋里面下来时能抓住它，但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让猩猩独自留在那屋中。对一个水手来说，爬上避雷针并不难，所以他也爬了上去，但他无法进屋去。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靠近窗户，看看屋子里的动静。但这一看可把他吓坏了。也就在这时，可怕的尖叫声将莫尔格街的居民从睡梦中惊醒。
　　当猩猩进屋时，埃斯帕涅夫人和她的女儿穿着睡衣，正在整理一只铁箱子里的文件。她们背朝着窗户，所以没看见这只野兽。
　　当水手往屋里看去时，那庞大的家伙己揪住了埃斯帕涅夫人的头发，正用剃刀在她脸上刮，想模仿理发师的动作。夫人的尖叫声惹恼了那野兽，结果两位女士成了它可怕的愤怒的牺牲品。当它看到主人的脸，并听到他恐惧的呼喊时，它开始紧张地满屋子乱跑。楼梯上的人们听到的便是这法国水手的呼喊和那野兽的尖叫声。为了掩盖自己血腥的行径，猩猩抓起少女的尸体塞进烟囱，然后将母亲的尸体抛出窗外。
　　当猩猩走近窗户时，水手赶快滑下避雷针，仓促赶回家中，他几乎被吓死了。猩猩很可能在他之后跳出窗户逃跑了，因为它也被吓着了。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水手很快便自己将猩猩逮住了。他把它卖给了动物园并得了一大笔钱。我们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告诉了警察局长之后，他将勒本释放了，但他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不喜欢我们对此事的干涉。
　　“让他说去吧，”杜班说，“让他说去吧，这可以使他心里舒服点儿！他这次无疑是失败了。他虽狡黠，但没深度。不过，不管怎样，他是个好人。我尤其欣赏他那种不肯相信事实却偏爱去论证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的办案做派。”